江右商帮

江右商帮 -江右商帮概况

要说到在10大商帮中最早成形者，还轮不到此前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徽商、晋商等，位处江西、声名并不显赫的赣商却处于领先。

赣商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据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所著的《日录杂说》上记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遂得此名。

尽管在江右商帮中，既没有出现像徽商那样坐拥巨资，堪与王侯相比的富商巨贾，也没有形成像晋商那样经营着垄断行业，也不能如浙商那样成为中国近代资本的源头，但江右商帮以其人数之众、操业之广、渗透力之强为世人瞩目，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湖广，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的说法；在云贵川“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

借战争之力兴起

唐代以后，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抚州成为北方人南迁的重要定居区域。尤其是五代十国割据时期，危全讽入主抚州数十年，采取了保境安民，劝课农桑，招徕商旅的政策，使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呈现出“既完且富”的局部繁荣景象，吸引了大批中原人士竞相投奔。

宋朝时期，经过进一步开发，江西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进地区，其人口之众，物产之富，居各路(路为宋时的行政区划)前茅。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 102年)，全国在册户口数为2026万余户、4532万余人，其中江西地区达201万余户、446万余人，均占1／10，其中人口为诸路之首。历元至明，江西的这一经济优势仍继续保持，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江西地区在册户、人口数分别占全国的20．2％和23．3％。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 3 51年)，红巾起义爆发，中原地区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乱之中。随着朱元璋建都南京，其第一个设省的地区便是江西。在对全国的统一过程中，明军北伐中原，进军西南，战争连绵不断，都以江西为基地，军需给养多依赖于江西供给。相对而言，东南地区战事缓和，生活较为太平。由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赣商随之出现。

在这场改朝换代的战争中，江西人一方面广征粮草，满足军队的不断需求，贸易越做越大；另一方面，随着军队的推进，江西人又将本地的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和生活必需品)行销到中原大地和华南、西南各省。与此同时，江西也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外移民，江右商帮便在这个时期正式形成并迅速向全国各地扩张，占领了广阔的市场。

明朝建立后，为了防止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实行了长时期的禁海政策。国内贸易，甚至对外贸易，都主要依靠内陆的水上通道，“运河——长江——赣江——珠江”成了全国贸易的黄金水道。这条通道长达30O0多公里，在江西境内则有1000余公里，使其在国内、国际贸易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为江右商帮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赣商借此全方位铺开，社会上也有了“无江(西)不成市”、江西商人“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 的谚语。

依托土特产经营

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以南，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物产丰富，有瓷器、茶叶、纸张、夏布、大米，药材、木竹、烟草、蓝靛、煤炭、钨砂等等，为江右商帮对外输出经营的主要产品。据统计：江西每年外输粮食达500万石、茶叶500万斤、夏布230万匹、售纸50万两，均居全国之首。

宋末元初，景德镇瓷业迅猛发展，青花瓷烧造的成功使江西在全国瓷业输出独占鳌头。而进贤毛笔、烟花，广昌白莲，南丰蜜橘，临川西瓜，铅山造纸，宜黄夏布等特产均驰名海内外，并为江右商帮带来巨额利润。

江右商帮大多以贩卖本地土特产为起点，所谓“以小买卖而致大开张”。以其中的主体抚州商人为例，其经营的产品主要有粮食、陶瓷、布匹、烟草、蓝靛、药材、木材等。如宋代的抚州布商陈泰，生意做得很大，他在各地雇佣了中间人，协助将资金预先贷给金溪、崇仁、乐安以及吉安等地种麻、织布的农民手中，而后再收购他们的布匹产品。陈泰以预付定金的方式垄断货源，这种经营方式非常具有超前意识。而抚州木材资源十分丰富，商人们就将木材分别从赣江，抚河顺水而下，然后出湖口，入长江，运销到南京、扬州、常州及武汉等地。清代中期以后，乐安县流坑村之所以能在科举衰落之后，仍然延续昔日的繁荣，靠的正是该村拥有数十人之多的木材商人集团和源源不断的商业利润的滋养。

但在江右商帮中，并未能产生出资本实力雄厚、影响极大的商业领袖级的代表性人物。其原因是当时商业活动的主体是离开土地的流民，他们在迁徙过程中迫于生计而从事买卖，大多“小富即安，不思发展”，少有做大商人的野心。大部分赣商的主业化经营并不明显，他们挟小本，收微货，走州过府，随收随卖，操业甚广。

赣商的文化偶像

甚少有商业野心的赣商在完成了一定的原始积累后，却大多会不约而同做起的第一件事情——建造万寿宫，这成为江右商帮的特有传统。

万寿宫，就是“江西会馆”，也叫“江西庙”、“江西同乡会馆”、“豫章会馆”。流布四方的江西商人，无论大富还是小康，无论是抱团还是独行，大抵忘不了赣人祖先的文化偶像——许真君，建起万寿宫以供奉之。

古时江西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大基地，江右商帮自然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敬仰那些为民除害、清正廉洁的英雄，而生性聪颖、治病救人、为官清廉的许真君，便受到百姓的爱戴。当时有民谣称“人无盗窃，吏无奸欺。我君(指许真君)活人，病无能为”。许真君死后，江西人民为了纪念他，便在他的故居建立了“许仙祠”，即南昌西山万寿宫的前身，受到江西人的顶礼膜拜。

万寿宫成为江右商帮的标志和广告，也是其财富与实力的象征。万寿宫既是旅居外乡的江西人开展亲善友好、祭祀活动的场所，又是商人、官员、文人们议事与暂住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1000多所万寿宫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建造最多的是四川省，共有300多个，而在北京的江西会馆(万寿宫)从明初的14所增加到清光绪年间的51所，占北京387所会馆的13％。

小本经营的命运

江右商帮在明朝前期独领风骚，在明朝中后期及清朝前期与晋商、徽商成三足鼎立之势。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赣商在活跃了500年之后，最终走向衰落。

谢肇制在比较徽商与赣商时遗“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者，其地瘠也。新安人近雅而稍轻薄，江右人近俗而多意气。”寥寥数语便道破了江右商帮的基本特征。由于赣商大多出身贫寒，以借贷经商而致富，因此有了商业利润首先是偿还借贷资金，然后便是进行再投资。而其商业利润大部分用于社会性投资，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极少，这就决定了抚州商人不可能做大做强。

由于受“知足常乐、小富即安”的传统思想影响，江右商帮往往在竞争中丧失市场。即便如抚州的李宜民那样的大盐商，也认同“物聚必散，天道然也”的“散财”理论，不利于资本的积累，从而影响了他们的资本投向。

近代以来，交通格局也发生了巨变。随着京汉、粤汉、津浦等铁路的修通，水运变陆地，南北交通改走两湖、冀豫，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而在观念的更新上，江西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上的湖广、苏皖等地。这是江右商帮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马关条约后，辽东、山东、云南、广东等地相继被纳^外国资本势力范围，国内民族资本开始生长，渐成气候。江西既没有吸收外国资本的条件，又没有较大的民族企业，赣商长时期的个体、小本经营已经不能适应全国经济模式的转变，最终没能摆脱被淘汰的命运。

江右商帮 -江右商帮　讲究“贾德”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

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所以，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点评：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江右商帮 -“江右商帮”的兴衰

赣商，史称“江右商帮”。据魏僖所著的《日录杂说》上记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故古代江西商人习称江右商帮。江西商人活动的地域和范围很广，可说是遍布全国各地，其财力和能量，仅次于晋商和徽商，居全国第三位。

江右商帮的兴起

1、兴起的时代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红巾起义，中原大地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乱之中，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定都南京，第一个设省的地区就是江西。随着明朝对全国的统一，明军不断进兵两湖、两广、云贵，都以江西为基地。明军北伐中原，进军西南，战争连绵不断。相对而言，东南地区则战事缓和，生活较为太平。明朝统一中国的军力虽从南京出发，而军需给养却多依赖于江西供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此出现了赣商。

2、兴起的背景

（1）长期战争的影响。元末明初的长期战乱，使江西人一方面广征粮草，满足军队的不断需求，贸易越做越大；另一方面，随着军队的推进，江西人又将本地的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和生活必需品）行销到中原大地和华南、西南各省。同时，随着明军推进，江西也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外扩张。浩浩荡荡的江右商帮便在这个时期逐渐地形成并迅速流向全国各地，占领了广阔的市场，赣商的队伍和经商范围也随之不断地扩大，渐成气候。

（ 2）禁海政策的作用。明朝建立后，为防倭寇的侵扰，实行了长时期的禁海政策。国内贸易，甚至对外贸易，都依靠水上通道。运河--长江--赣江--北江这一通道就成了全国贸易的黄金水道。这条通道，长达3000多公里，在江西境内就有1000余公里。这使得江西在国内、国际贸易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为江西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江西商人的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江右商帮的发展

1、发展之概况

我国明清时代主要有十大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赣商（江右商帮）兴起于元末明初，并迅速进入鼎盛时期。突出的表现就是江西会馆很多，遍布全国。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北京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居住在北京的经商、赶考和谋官的江西人很多。当时北京有41所会馆，其中江西会馆就达14所之多，位居第一。湖广是江西人徙居的一个重要地区，因距离不远，来往方便，故“豫章之为商者，其言适楚，犹门庭也。”所以在湖广的赣商很多，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之说。云、贵、川也是赣商的汇集区，他们既经商于城市，也小商小贩于农村，甚至深入土管辖区，代官府“征输里役”。还有的江西商人定居于山寨少数民族居住地，久而久之成为当地民族的酋长或首领。除两湖、两广、西南边陲外，赣商在江浙、福建、河南等地也很活跃，当地市场上的许多货物都来自江西或出自江西人之手。值得一提的是，全国各地开中药铺的商人，十有八九来自江西樟树，故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法。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赣商的活动既是明清经济史的重要内容，也对明清时期的江西社会经济和全国经济格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他们冲击着封建闭塞的旧貌，给落后的农村和封闭的山寨带来了新的生机。

2、发展之原因

赣商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称雄，并跻身于明清十大商帮，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的。

（1）水运发达，交通便利。早在秦朝，秦始皇为了开拓南疆，派军队修建了江西与广东相连的大庾岭驿道，开通了“南野之界”，使粮饷物资顺赣江南运，抵赣州入章水达大庾岭下，经驿道翻岭陆运，

再沿浈水进北江而达番禺（今广州）。赣江以北，经鄱阳湖，与长江相连，使江西物资销往长江下游两岸各大城市。隋唐两宋以来，江西木材外销是商业贸易中的一个大项目。明成祖扩建北京，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派待郎古朴到江西采购木材，就是通过赣江经吴城过鄱阳湖进入长江由运河北上的。不仅建设古都的木材是江西的，设计、主持建设北京主要宫廷建筑的“样式雷”（雷发达）也是江西人。交通便利为江西商人外出经商和运输货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也是赣商发展的地域优势。所以“九江据上流，人趋市利；南、饶、广信阜裕，优于建、袁，以多利贾；而瑞、临、吉安尤称富足；南、赣谷林深邃，实商贾入粤之要区。”

（2）吃苦耐劳，艰苦创业。赣商多系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自幼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在从商的过程中，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勤俭持家，蔚然成风。东乡商人，“牵车者遍都大邑，远逾黔滇不惮”；丰城商人，“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苦比邻”；临川商人“行旅达四裔，有弃妻子老不归者”。许多赣商由于亲身体验到从商的艰难和经营的劳苦，往往能够疏远纷华声色，粗食布衣，洁身自好。玉山商人吴士发兄弟八人，商贾农艺各执一业，家道殷富，就“不趋游荡，凡声色犬马樗蒲之戏，从不入其内”。清江商人杨福圆，经商多年后，“良田，夏屋渠渠，而藏获之备，指使者甚众”，其妻张氏却仍是“裙布荆钗，操作犹昔”。

（3）物产丰富，技艺精湛。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誉。江西物产丰富，有瓷器、茶叶、纸张、夏布、大米、药材、木竹、烟草、蓝靛、煤炭、钨砂等等，不仅丰富了商业兴隆的物质基础，也增加了经商的渠道和门路。翦伯赞在《中国通史纲要》中指出：“明代中叶，棉纺织业的松江，丝织业的苏杭，浆染业的芜湖，制瓷业的景德镇和造纸业的铅山，为江南五大手工业区”全国五大手工业区，江西就有两个，可见手工业之发达。据明《铅书食货》记载，铅山县仅石塘镇一地，每年产纸4500多石，其中有200多石被官府收购作为奏本纸。当时铅山生产的纸有连史、毛边、关山、京川、贡川、大表、表心、荆川、书策、白绵等十多种。铅山的纸其实早在元代就已名播天下了。

赣商中不乏技艺精湛者，他们不仅以技谋生，而且为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建昌（今永修）工匠雷发达及其后人，擅长建筑设计制造，自康熙年间至北京任工部样式房掌案（号称样式雷）以后的200余年间，清廷主要建筑，如故宫三大殿、圆明园、颐和园等皇家宫殿、苑圃和清东、西陵，均由雷氏家族设计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上浓墨重彩地写上了一笔。

（4）科举盛行，官宦支撑。明清两朝，科举盛行。江西人历来尊师重教，崇尚学习，每年中举者络绎不绝，朝中官宦江西人居多。元朝有程钜夫、吴澄、虞集；明朝有黄文澄、杨士奇、杨溥、解缙、胡广、费宏、夏言、严嵩、谭纶、况钟、周沈、徐贞明、欧阳德、邹守益、罗钦顺；清朝有朱轼、裘日修、甘如来、戴衢亨等。明代，朝廷上有“朝仕半江西”的说法，政治影响很大。这些官宦故乡情深，非常注重对家乡的关心和奖掖，他们不仅在京城和各地保护了赣商的地位与权益，还提供了不少的市场信息和商业机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江西人外出经商做工的积极性。

（5）讲究“贾德”，注重诚信。赣商诚实守信，讲究职业道德。他们不卖假货、劣货，不抬高物价、欺行霸市，而且还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提出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并由此形成了“以诚待客，以义制利”，“和气生财，公平守信”，“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一系列道德要求，为“江右商帮”共同遵守。浮梁商人朱文炽在经营茶叶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均注明了“陈茶”二字，以示不欺。清江商人杨俊之，“贸易吴越闽粤诸地二十余年，虽童叟不欺，遇急难不异捐赀排解。”不仅如此，有的家族还将商业道德作为家规、族规的重要内容，要求全家庭的人员予以遵守。

3、赣商的标志性建筑——万寿宫

流布四方的赣商，只要具备了一定的财力，不约而同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造万寿宫。万寿宫，就是“江西会馆”，也叫“江西庙”，“江西同乡馆”，“豫章会馆”。

分布各地甚至海外的赣商，只要有实力，都会树起这一赣人独有的“广告”标志。无论是大富还是小康，无论是抱团还是独行，都忘不了赣人祖先的文化偶像——许真君，虔诚供奉。

自明初以来，在京都以及各省省会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在全国城乡可说是星罗棋布。天津的万寿宫，建在闹市区，其规模与南昌的万寿宫不相轩轾。汉口的万寿宫，是一个布局严谨、错落有致的庞大建筑群，其色彩之富丽，雕刻之精细，为南昌万寿宫所不及，属武汉镇翘楚性建筑。云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缅边境，万寿宫比比皆是。就连赣闽交界，峰岚如攒的边远山城长汀县里也有一座万寿宫，抗日战争期间成了流寄到此的夏门大学的临时校舍。万寿宫建得最多的是四川省，共有300多个，北京的江西会馆（万寿宫）从明初的14所，到清光绪年间增加了51所，占北京387所会馆的13%。

万寿宫是赣商的标志，赣商的广告，也是赣商财富与实力的象征。万寿宫既为旅外乡人开展亲善友好，祭祀活动的场所，又是商人、待仕或者下台文人们议事与暂住的地方。壮观、雄伟的万寿宫建筑显示了赣商曾经的辉煌。

江右商帮的衰落

历史告诉我们：赣商在明朝前期独领风骚，在明朝中后期及清朝前期与晋商、微商成三足鼎立之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国内政治、经济大格局的变化，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赣商在活跃了500年之后，最后走向衰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长期战乱的影响。清朝末年至民国期间，江西经历了两次长时期的战火蹂躏。连绵不断的战火，使赣商赖以生存的主要商品茶叶、纸张、木材等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景德镇的瓷业也一度陷于停产。与此同时，商业资本在战争中也遭到毁灭性的掠夺和打击。在清军围剿太平军的战争中，湘军统帅曾国藩不仅以江西、安徽作为扼制、反击太平军的基地，更以江西作为军费的筹集地。五年之间在江西征得白银840万两，占湘军全部军费的一半以上。这个数字对于素称富有的两淮盐商也难以承受，更何况以小本经营为特色，谋取小额利润的江西商人。由于商业资本的急剧萎缩，赣商的贸易江河日下，赣商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用“惨淡经营”来形容绝不为过。

2、交通格局的变化。近代以来，京汉、粤汉、津浦等铁路的修通，水运变陆地，南北交通改走两湖、冀豫，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因远离交通线，物资流通艰难，过境贸易相当稀少。这一交通格局的变化，

不仅使赣商的贸易量剧减，也使外部渗入的新思潮、新风尚绕过了江西。而这新思潮、新风尚在扩散过程中不断地被抵制、被削弱、被改造，然后再反射到江西，致使江西在观念的更新上，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上的湖广、苏皖等地。这是赣商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江西四大名镇之一的河口镇（今铅山）和饶州（今鄱阳）是江西主要的河运码头，市井繁华，贸易兴旺。尤其是饶州，是景德镇瓷器、浮梁茶叶和赣东北木竹的集散地。据《鄱阳县志》记载：清乾隆年间，城内“商贾凑聚，百货所集”，有“十里长街，烟火万家”，“千帆安泊，百货归墟”之说，年输出的鲜干鱼、银鱼、白莲等水产品约万余担。随着铁路和公路的开通，饶州港口日渐萧条，河面上常常渔船多于货船，而河口也渐渐变成了一个死码头。

3、经济模式的改变。马关条约后，辽东、山东、云南、广东等地相继被纳入外国资本势力范围，国内民族资本开始生长，渐成气候。但江西既没有吸收外国资本的条件，又没有较大的民族企业，赣商逐渐成缩小之势。20世纪初，九江、南昌先后出现了一些近代企业，但无论从速度还是从规模上看，不仅落后于东南沿海各省，也落后于湖北、湖南、安徽等内地邻省。赣商长时期以个体、小本经营为主要方式，使得本来分散的资本难以集中，更形成不了规模经营的气候。近代全国经济模式的改变，对以个体和小本经营为主的赣商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4、传统观念的束缚。赣商几百年来虽然形成了人数多、行业广、讲信誉、能吃苦、善筹算、渗透力强等优势，但存在着以商脱贫、资本分散、小本经营、难成规模等先天不足。在政治权力与商业资本关系密切的中国社会，赣商借助于“朝仕半江西”的优势，才得以壮大和发展。到清朝末年，朝廷为官者赣人日渐稀少，缺乏以特权为依托的赣商难以与晋商、徽商相抗衡而日益衰落。

观念上的束缚，更成为江西商业资本积累和赣商发展的重大障碍。明清以来活跃于各地的赣商，其商业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不是用在当地扩大经营，形成规模，而是拿回老家投入本宗族的事务中。如修谱建祠、购买田地、资助科举、兴办学堂、赈济族众以及捐纳功名、光宗耀祖等。这些做法虽然对当地公益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起了很大的作用，江西人才辈出，文化兴盛，与此不无关系。但从赣商的发展观来看，这些做法严重地阻碍了江西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从而向资本主义发展，赣商一直没有在江西本土上营造出一个个像广州、汉口、南京、上海、杭州、苏州那样的大都市或消费中心，因而无法刺激消费水平的提高，也无法吸引外来的消费者而积累资金。同时，在江西本土上也没有形成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市镇网络，更没有产生有影响的百年老店、大型民族企业和优秀的领军人物。整个商业活动始终停留在以商补农、以商脱贫的低层次上，始终没有达到资本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的水平。

人们的期望

赣商在长期的商贸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创造了不少的财富，也形成了不少的流芳百世、令人景仰的人格精神。他们那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合共赢的协作精神，以义制利的儒商精神、潜心学艺的钻研精神、童叟无欺的和谐精神、勇于排难的战争精神、稳扎稳打的务实精神、胸怀大志的进取精神。这都是江西贤才爱国之心、爱乡之情的综合反映，不仅饮誉乡里，而且传颂海内，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在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们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其中也包含着创业的积极因素。比如瓷都、药都的地名，记载的是富有地域特色的工商业文明，明清时期著名的“江右商帮”也反映了江西商人的创业精神和显著业绩。一个地区企业家的数量多少，素质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地区的创业水平和经济竞争力。赣商中缺少领军人物，缺少优秀的代表人物，这也是赣商在近代衰落的原因之一。如何形成新的赣商群体，如何造就新的一批赣商领军人物，这是时代的呼唤，形势的要求。应该说，现在的江西人和过去的江西人没有太大的变化，当年赣商所有的特点，现在的江西人仍然具备。现代的江西商人，有着比先辈们更开放的思想、更先进的理念、更开阔的眼界、更丰富的知识，更卓越的胆识、更无畏的气概，而先辈们的勤劳和节俭、诚信和务实将成为溶入现代江西商人血液中的优秀基因。

江右商帮 -江右商与万寿宫

明清时期的官私纂述，多将江西称为江右，为什么要把江西成为江右呢？魏禧在《日知杂说》中讲得比较清楚，他是如是说的：“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那么江西商人，则被称为“江右商人”或“江右商”了。

可是有一些江右商人长期在外，甚至是几代人都在外省生活、工作，他们之中有的人从没有回过江西，也不会讲江西话了，然而当地人还是把这些长期在外的江西商人和他们的子孙称为江右商人，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个历史的、民俗的、道德的、宗教的现象值得探讨。

一、江右商的形成

两宋时期，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先进地区，其人口之众，物产之富，均后各路前茅。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 ，全国户口数为2026万户4532 万口，其中江西地区为201万户446 万口，约占十分之一，人口居各路之首（其次是两浙路，为432万口）。《宋史·地理志》对江西的物产作了概述：“（自）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而茗茶、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历元至明，江西的这一经济优势仍继续保持着。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在册户、口数分别占全国的20.2% 和23.3%，居各省之首。

江西在两宋时期，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出产丰富的同时，人口也得到了急剧的膨胀。每到一个朝代的后期，社会矛盾尖锐，如土地兼并，赋税繁重，土客械斗，饥民哄抢等。在还没有到不得已起义的时候，农民们还是要想办法活下去，于是就产生了大量的农民向人少地多的地方迁徙的现象。明代嘉靖时期曾在江西任过职的海瑞说，江西的流民以吉安、抚州、南昌、广信（上饶）为多，其中到赣南的仅十分之一，十分之九游食他省。如果到赣南，当地里甲得强迫他们入籍，分担赋役，原籍官府又行追捕，而逃往他省，却没有这些麻烦。所以江西流民大量流向湖广、西南等地区，这一带相对于江西来说人少地多。

江西在古代是一个南北交通要道，物产又非常丰富，因此江西人见多识广，经济思想比一般省份的人要活跃得多。海瑞认为：“江（西）、浙（江）、闽（福建）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故作客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大量的江西商民外出谋生，哪儿便于生存，就在哪儿扎根、繁衍。

明代后期以来，江右商主要的发展方向在西南数省。这可以从万寿宫遗址的多少和地方史资料、家谱资料等方面看出来。如果要分析其原因，当然有很多，本文在此不讨论这个问题，仅说明几个主要的原因：

（1）明代后期番薯经西方人之手传进中国，在中国广大的丘陵地带栽种，获得成功，山地可以充分利用了。西南数省山区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居住地，人少地多，在番薯未引进之前，这一带是很难解决吃饭问题的，番薯引种成功后，西南地区可以充分开发了，因此这里吸引了量的流民来开荒生存。

（2）有人就有商，由于有不少江西流民存在，江右商来这一带经营，其江西产品比较容易进入这一带。

（3）由于是新开发的地区，江右商占据了地理上近的便利，捷足先登，先入为主，因此免去与强劲的晋商、徽商等激烈竞争的艰难，因此，江右商在西南数省发展迅速。抚州人艾英南不无自豪地说：“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吉安人彭华也说：“（吉安）商贾负贩遍天下。”可见江右商已经在很远的地方经营了。

二、江右商人外在特征

这些从江西出去的流民和商人，为了能在当地生存，他们必须团结，共同抵御外部的侵害。“客商之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顾炎武认为：“ 微商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已身地也。近江右（商人） 出外，亦多效之”。这里所说的“客帮”，是指明清时期地域性商人的组织结构和经营方式。在江右商帮中，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一是垄断性行业，二是同一行业的同乡或同族小团体，三是因同乡或同业关系结伴而为的个体商贩的临时性结合体。为了叙述的方便，下面仅就江右商的情况展开讨论。

1. 群聚经营和居住。明清时期的江右商人一般是集中经营和居住在某一个城镇的一条街道，或相互紧靠的十字路上。根据他们实力的大小而定，没有固定的形式。

2. 经营着传统商品。景德镇瓷器、茶叶、纸张、布匹、药材、刊刻图书、木材、粮食和调味品豆豉等杂货，是江右商人经营的传统商品。

3.相互通婚或结拜兄弟，团结互助。结为儿女亲家的现象非常普遍。笔者的外祖父就是一个江右商人，早年在湖南洪江经商，生有八个儿女，大部分与江右商人结亲，他自己也娶的是江右商人家的女儿，整个洪江的江右商人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相互要好的商人之间，只要年龄相近，又会结成异姓兄弟。

4.有着一个共同活动的场所———万寿宫。万寿宫一般建筑在江右商人集中的街道附近，由于江右商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实力较强，所以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各地万寿宫遗址的规模都比较大，都建筑在旧时热闹繁华的街道上。下面以景德镇万寿宫为例进行分析。在景德镇的万寿宫，又名南昌会馆、“洪都书院”。始建于清代，是由南昌府的南昌、新建、进贤、丰城、奉新、靖安、安义、武宁八县在景德镇旅居的同乡共同筹集资金建筑的。占地面积（包括隔街相望的外戏台场地）约2300平方米。

“会馆的正面墙是气度不凡的牌坊式建筑体，梁柱、墙框、楣、槛、阶，以石头砌成。石质构件上的浮雕镂刻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气势雄浑的龙凤、狮虎，园林景色、楼台亭阁点缀其间，令人目不暇接。牌坊貌似“山”字形，顶中嵌有竖刻“万寿宫”蓝底金色三字的石匾。大门正中的门楣上方有石匾一块，上刻“洪都书院”四字，匾额之上有四根圆形柱，以菊花图案装饰，分别镌刻“江天一柱”四字。匾额之下是大门，左右各有一拱形厢门。门为木质，门框、门楣、门槛以及门前的台阶均为石质，构造复杂，工艺精湛。

登阶跨入大门，顶上是背靠门墙的古戏台，台面向东，以16 根大圆木分四行排列为柱，横梁、护栏遍饰各式精雕戏文图案。台顶天花板上装饰着民族形式的“藻井”彩画，顶中有一较大的圆形斗拱，呈螺旋形上升，能起到聚声和回音作用。台前是一块开阔的露天场地，地面以石板铺就，是观众看戏的地方。穿过场地，是会馆的主体建筑群，融宫殿庙宇于一体，由大殿、夫人殿、观音殿、祖先堂、花园及议事厅组合而成。

大殿造型极为壮观，雕梁画栋，斗拱飞檐，翘角悬铃，风吹悬铃，叮当有声。檐前殿脊配黄绿相间的琉璃瓦，脊中矗立一只祭红葫芦瓶，瓶中插入古万形金属镇顶压邪的吉祥物。殿前有中门和左、右厢庭能容广众，可以大摆酒宴或设座观戏。”

真君殿是会馆的正殿，供奉“普天福主”许真君偶像。殿宇富丽堂皇，雕梁画栋。神龛红漆鎏金，“许真君”偶像坐在正上方。

夫人殿，供奉的是许真君的配偶荷叶夫人。殿中装饰陈设，因主次有别，稍逊于真君殿。

观音堂，供奉大慈大悲的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旧时是妇女求子祈福之处。

祖先堂，是安放各县旅景同乡（家境富裕、具有声望）的先人亡灵牌位的场所，它位于后殿之右侧，堂内设有多层牌位，月之朔望日，由斋公燃香点烛祭祀。

花园一分为二，中间的矮墙隔成南北二园。园内种植四季花卉，幽香清雅。园之北，有一栋坐北朝南的二层三开的厅屋，是书院用以上课教书之地。

议事厅，是会首开会和接待来客的办公场所。位于大殿之右，平日由詹家上弄的后门进出。进门左边是厨房，供聚会操办酒宴，议事厅的陈设古朴典雅。中堂悬挂条幅书画，长形搁几上置放帽筒、花瓶，厅中有长形议事桌，座椅与之配套，两厢摆放古色古香的太师椅，茶几介于其间，便于接待来客。

江右商人捐款集资建造的万寿宫，既保留了江西万寿宫建筑风格，又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民俗习惯和建筑优点相融合，当然还得根据当地江右商人的经济实力来确定建筑规模。一般而言大城市比中等城市建得好，中等城市比小城镇建得大。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各地万寿宫遗迹，既有各自的特色，又有共同的部分。

江右商人除了以上所说的外在的特征以外，还有其内在的共同遵行的准则。

三、万寿宫的管理及功能

万寿宫不仅是江右商人在外地的标志性建筑，还具有其自身运作规律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功能。同治《义宁州志》称：“万寿宫，在崇乡大石口西港街。因嘉庆戊午剿平匪教，仗神默佑，事闻于郡，给银建庙。”从这里可以看到，万寿宫被地方官府赋予某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宗教权利。

在新城的万寿宫也被官府赋予维护经济秩序的权利：“万寿宫，一在四十八都西成桥。乾隆五十九年，监生杨先同邓、杨、薛、朱、包、郭等姓捐建。嘉庆二十三年，复于殿隅添建文昌阁。向有射利之徒，以故贴冒充，私索买卖粮食行税。先等较准公斗，用铁索锁于殿外柱上，令买卖粮食均于此处印用，不得妄取分毫。经同安司呈详，请县宪徐颁示勒碑存案，其弊乃息。”这个例子说明地方官府对万寿宫在商业活动中影响力的承认。因此，有必要对江右商经营的万寿宫内部管理情况以及它的功能进行分析。

1. 万寿宫管理人员构成。江右商的万寿宫是一个集多种功能的场所，与庙宇万寿宫有着根本的不同。江右商万寿宫内的管理人员构成，主持一人，称为总会首，下设首士（也有把会首称为理事长、监事长的，把首士称为理事和监事的）。会馆的组织管理方式：景德镇会馆虽然都是属于自由的民间组织，但也都要到官府报请立案，以便得到保护，职责是掌握会产、祭祀、处理调解同乡同业之间的纠纷，会首一般由在当地有势力的江右商人担任。有的会馆在会首之下，又按行业、按姓氏设有首士，大的万寿宫设20多个首士，这20 多首士中，每6姓为一届，每年轮流掌管理宫产、会务及其他事务。还有的万寿宫既有会首制，又成立同乡会并选举理事长、理事和监事。有的万寿宫则按行业设有董事、董事会。一般万寿宫的理监事会、会首会、董事会都设有例会。而有关会首的人选，每年祀神祭祖活动，与外县外省的纠纷、财产的结算等则要经过会首（或理监事、董事）开会决议。会首之外，设一名管帐先生，一名收租者，还有一个看门的斋公，兼烧水、打杂。万寿宫收租息集中在每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的两季三节进行。万寿宫常留有人员当班，并有茶水供应，但要按规定一人先交一点茶水费，香烟、瓜子自带。有的万寿宫还有食堂，每天中午供一顿饭，会首及当班人可以用膳。

2. 万寿宫的功能具体来说，主要有：

（1）议事场所。调解、裁决纷争。万寿宫平时的事务主要是调解纠纷，几乎每天都有两三起，多则五六起。其主要功能有：排解商业纠纷，调解内部矛盾，旅景同乡之间，租赁店铺，合股拆伙，买卖房屋及典押房产等商业活动都会请会首到场作证，以避免不必要的商业纠纷。另外同乡之间不可避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纠纷，如家庭姻亲、财产继承、邻里不和、口角斗殴等，矛盾激化时，便会求助会馆首士做“和事佬”，即所谓“接茶”评理，是非得以分清，纠纷得以平息。排解商业纠纷，调解内部矛盾。同乡之间，租赁店铺，合股拆伙，买卖房屋及典押房产等商业活动都要请万寿宫管事到场作证，以避免商业矛盾激化。

（2）举办公益慈善事业场所。联络乡亲，团结和帮助来往本城镇的同乡，并为他们解决一些临时性的困难。如对同乡的失业者、流浪者或给以落脚之地，或资助返乡路费，或帮助介绍职业，使其不至于流离失所，露宿街头。旧时不少地方的万寿宫举办私塾和学校，为旅居当地的江右商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这些事业的兴办为提高当地的文化水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有的万寿宫还设义渡、育婴堂、养病所、修桥铺路、施舍棺材等各种公益慈善事业。

（3）朝拜、祭祀场所。江右商的公祭活动主要在万寿宫内举行。江右商人宗教文化中最突出的就是“朝拜”真君活动，万寿宫定期举行“朝拜”（也称祭神）活动，“朝拜”活动尽管因地区差别有所不同，有的是由当地最大的万寿宫统一举办，也有各行业、各姓氏分别举办，但在时间上是一致的，是在农历八月初一至十五。“朝拜”活动是每个万寿宫在一年中最大也是最隆重的一次活动。“朝拜”真君期间，各地江右商人都会以万寿宫为舞台，捐款集资，迎请戏班子来万寿宫进行汇演，农历八月正式秋高气爽的季节，农民们的农活也告一段落了，在最为热闹的商业街演出农民们喜爱观看的戏剧，而且是免费的，当地的老百姓纷纷前来观看。年年如此，已经形成了江右商人所在地万寿宫的一大特色。周作人在他的《破脚骨》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因此不曾被人撞过，有一两次还沾他们的光。有一回我已经不在家，我的兄弟（其时他只十四五岁） 同母亲往南街看戏；那时还没有什么戏馆，只在庙台上演戏敬神，近地的人在两旁搭盖看台，租给人家使用，我们也便租了两个坐位，后来台主不知为何忽下逐客令，大约要租给阔人了，坐客一时大窘，

恰巧我们所认识的一个小破脚骨正在那里看戏，于是便去把他找来。他对台主说道，“你这台不租了吗？那么由我出租了。”台主除收回成命之外，还对他赔了许多小心，这才完事。在他这强横的诡辩里边，实在很含有不少的诙谐与爱娇。二十世纪以来不曾再见到他，听说他后来眼瞎了，过了几年随即去世，请你永远地休息罢。”

可见看这样的戏是不要花钱的。鲁迅也在《社戏》中描绘了少年时代在绍兴观看不花钱的露天戏的情况。可是请戏班子演戏是要费钱的，江右商人年年请众多戏班子在万寿宫汇演，有时长达一个月之久，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破费呢？其实这是江右商人的一种经商策略传统，把“朝拜”活动与经商活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创造一种商业人气，使商品销售量扩大。这种策略应该说是成功的，如果这种活动亏损的话，就不会长期的年复一年的举行，可以说江右商举办的万寿宫戏剧汇演就是今天我们举行的商业庙会的前身。

除举行“朝拜”活动外，还有另外一些祭神祭祖活动也在万寿宫内进行，如清明节的烧纸义祭，中元节（习称七月半）的“打醮度孤”，冬至和过年的祭祖等。万寿宫定期举行同乡认可的祭祀活动。活动的时间和唱戏等安排都由万寿宫的会首和当地江右商董事们共同商量决定，活动地点一般都在万寿宫进行。如每年正月二十八真君诞辰日、每年按期祀奉许真君之外，农历二月十九日观音菩萨生日、六月十九日观音菩萨成道日、八月初一至十五的“朝拜”真君仪式，九月十九日观音菩萨出家日等时间都有活动安排。

（4）商业中介所。景德镇是以瓷业为中心城市。江右商在对沟通内外经济、活跃物质交流、繁荣景德镇瓷业市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万寿宫是景瓷与外界经济联系的一条纽带。

走南闯北的江右商人不管来到哪儿，都会去万寿宫落脚，寻求帮助，交流信息。南昌商人到景德镇，一般都会借住在万寿宫内，否则将得不到旅居景德镇的南昌商人帮助，还可能遭到同乡的排挤。精明的商人不会为节省一点住宿费用而失去许多商业信息和可能得到的方便，对于商人来说信息就是金钱，为了获得准确的信息，南昌商人一般是在万寿宫中介人的帮助下下完成选购瓷器的。

（5）集资场所。笔者外祖父的哥哥常年在湖南洪江油号做经理，对洪江江右商的活动非常清楚。据他说在江右商内部的集资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

其一，“摇会”的形式集资。这种形式一般要在万寿宫内进行，需会首和半数以上的首士在场作证，还需发起人是江右商之中诚实可靠的商人，否则就不会有人愿意参加摇会，那么“摇会”集资就会流产。大致经过如下：发起人有大家都知道的困难，而且是暂时的困难，还必须是有偿还能力的人。然后发起人事先需征得几个大户人家的支持，把需要筹集钱款的总数确定下来，然后通过相互影响和联系，大致把人员讲好，约好时间大家带好钱款，在万寿宫议事堂集中。发起人事先得准备瓜子、糕点和零食供与会人员食用。当人员到齐后，由万寿宫的会首，即负责人宣布摇会集资的缘由，每一份的数额及总额，参加人员以及集资时间等问题，最后宣布发起人优先获得第一会，其余参加人员通过摇色子，按照点数大小，获得第二会、第三会等依次排下来。摇会集资是没有利息的，排在后面的人，作的贡献较大，但也没有牢骚可发。一般不会出现赖帐的情况，否则，这个人将成为众矢之的，或更为严重的是在与这个城镇有联系的江右商人中失去信用，站不住脚。

其二，入股的形式集资。二十世纪90年代，笔者访问了一个江西丰城籍，家住贵阳，姓邹的江右商人。据老人介绍，他儿时家贫，跟随本家叔叔出来做生意，在抗战时期从江西贩运瓷器布匹等土特产到贵州来卖，又从贵州贩药材去江西樟树卖，一往一返，都不跑空。只要不嫖不赌就可以发财，如果晚几年解放，他就发财了。问他为什么这么肯定？他介绍说：我第一年作为学徒，吃住穿全归老板包，年终结算给十块大洋；由于我年轻能干，第二年老板就给我二十元大洋工资，加上我把第一年的十块大洋入股分红所得到的四元钱，共得到了二十四块银元；第三年，我已经可以获得一个师傅的待遇了，年收入在一百大洋左右，再加上分红的钱，从第三年开始，我每年能得到一百多块大洋。有的人不能克制自己，不是嫖就是赌，每年存不住钱，哪儿有红利分，有时还要预支薪水。从邹姓老人的口里，我们知道这个商帮是采取内部入股形式集资的江右商帮，以入股多的人为帮主，这种形式是江右商人集资的主要形式。另外，也有其它的形式，如，东家出资，由伙计经营的；几个东家共同投资，由一个、二个东家经营的商铺等多种形式。

四、江右商人共同遵行的准则

江右商人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逐渐的形成了自己的活动准则，有一些初看起来是成功商人共同的特点，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起来，又可以感觉到这些东西似乎在江右商人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下面我们尝试把这些明显的特色概括出来，供人们参考。

1. 讲究忠孝。江右商人信仰许逊，对于净明道的忠孝观念，自小就耳濡目染。在经商过程之中，又受到万寿宫的道德原则约束，因此，言行上比较讲究忠孝。江右商人黄某，长期在湘西洪江一个桐油号家里做经理，油号老板去逝了，其儿子接任，由于没有经验，在某一件事情上与黄某发生分歧，少老板竟动手打了黄某一个耳光，黄某就不去上班了。这件事情很快在洪江的江右商人中传开，大家批评少老板没有尊重长者，是不孝的行为。不少油号纷纷来请黄某去他们的油号工作，黄某死不肯去，当然也没有把这个油号的商业秘密讲出去、把客户带出去。最后年轻的老板登门赔礼道歉，再次请他去上班。黄某认为：“少老板不对，但要对得起老东家，所以，我不会做对不起东家的事情；但也不能去上班，因为我毕竟是他的长辈，他不认错，我就不理事。可见洪江的江右商人基本上是按照忠孝的伦理做事和做人的。

2.讲究信用。讲究信用应该是古代商人通行的信条，但是古代也有不讲信用的，一般而言，老商号、大商号比较讲信用，偶尔也会出现小商号、新商号有欺诈行为。江右商比较讲信用，如有不讲信用商号，经调查属实的话，商帮会采取办法，小则责其改正，大则孤立和惩罚它。对于江右商人而言，明清以来一

直是讲信用的典范，因为江西是一个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江右商也是一个有影响的商帮，再说，江右商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远在外地做生意，如不讲信用，则难以立脚。利马窦在他的《杂记》中多次提到，江西商人讲信用的情况。江右商人对外商不欺诈，对于当地人，就更不敢也不会欺诈了。“临川张世远、张世达兄弟交替往汉口贩卖纸业，一次，张世达从汉口卖纸归来，和世远一算纸价，发现货主多给了100两银子，因为是老主顾，所以世达没有点钱。兄弟俩商量后认为：‘此非分之财，毕还之。’下一趟本该张世远去汉口，但为这事，仍由世达去。张世达将货主多给的100两银子全部买了纸，携往汉口，找到货主钟良佐说明原委，‘良佐感服’。”

3. 讲究和气生财。花钱消灾，是南昌人至今的一条名言。只要不是大了不得的事情，南昌人都愿意花一点钱私下调解，维护平和的局面。“只要人情在，就有元宝攒。”以下从江西地方志中摘取数例清代江右商人和气生财的做法。南昌人胡哲启，在湖广一带经商，有一批价值白银千两的货物存放在宝应一家商行，被行户盗卖。“客伴怂恿控官，不听，垂囊而归。”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商场上的和气局面，以便今后继续开展商贸活动，当然吃一堑长一智，胡哲启以后再也不会犯类似的错误。新城邓兆龄，在外经商，托乡绅某人在家乡添置田产，结果受骗，空费了1000两银子。有人劝他提出诉讼，他却说：“讼即累某绅名也。”于是置而不问。有盐商欠涂肇新等白银万余两，众人邀肇新一起去告发，涂肇新却居中调停。他是宁愿自己破财，也不诉讼官府，以求息事宁人。余干县的胡钟，有乡人向其借贷而无法偿还，将自己的房契抵债，而迁往他乡，胡钟知道后非常不忍，连忙派人追回，将房契归还原主，将借据烧掉。金溪县的刘光昌在外长期经商，小有积蓄，晚年回家仍做典当生意。许多乡民用衣被典贷粮食，这年因歉收，无法赎回，天气渐寒，光昌将这些乡民召来，让他们将衣被全部取回，所贷粮食均不再索。有人不解，刘光昌说：“天气凛冽，族邻号寒，吾忍厚绵独拥乎？”又将所有的债券合数千两尽行烧毁。临川李春华在贵州经商几十年，晚年返回家乡，行前，召当地负欠者，将万余两银子的债券全部烧掉。

江右商人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希望受到舆论的好评和消费者的青睐。但他们心里知道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儒商形象，才能够长期经营下去。金溪的博金良说得好，这样做的目的是“无为后人留争端也”。

由于江右商人在经商过程中长期注重“贾德”，因此积累了一些“贾道”，也出现了一些颇具声誉者，如金溪傅谦，长年在重庆经商，“久充客总，盖八省商侣所推择者，剖决是非曲直”。又如南丰赵希安，在云南经商几十年，“索以信义为滇客重，市事资裁决，卒不得归”。又如东乡陈登瀛，经商汉口，以信义著称，许多云贵、两广商人的货物都请他转运代销，聚集在汉口专门铺售云南货物的抚州商人不下百人，也都推崇陈登瀛。

4.把握市场行情。江右商人充分利用万寿宫这个联络纽带，掌握市场信息。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把破伞走天下，江右子弟是一家。”充分利用老乡关系了解市场，在这个方面江右商人做得比较好。看准了市场，他们就不斤斤计较，动辄投入巨资，获得的利润十分可观。会昌商人欧阳振銮眼光犀利，很有气魄。对市场行情了如指掌，“靡不灼然于胸中”，购物出货，下手快而且准确，“不数年积累之厚甲于一邑”。下面还有一个小例子，说明江右商人很注意把握市场。一位南昌籍商人做生意亏折，仅剩200 钱，欲寻短见。遇到一位同乡，同乡劝他不必如此，只要把握了市场，就是200钱也可以东山再起。于是二人买了一批小孩玩具，同乡劝他第二天一早去市场卖，见大人就卖便宜一点，见抱着孩子的人就可以卖贵一点，商人依计而行，果然获利而归，打算第二天如法炮制。同乡制止说：“此子所以折亏也。昨当岁暮，市中玩具价较廉，故贩售之，可以获利。今已新岁，市中玩具价已涨矣。吾齐成本无多，利货速售，方足以资周转，非若多财善贾者流，可居奇货以待善价也。”

5. 讲究白手起家，从小做起。“细伢子不要懒，大了可以做老板”。“只有病死人，没有累死人”。这些口头语至今仍在南昌地区流传。在江右商人中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弃农经商、弃儒经商者，他们携一点土产，小本经营，负贩往来，以求养家活口。一个家庭，则又往往是以农为本，以商补农。于是，男子外出，妻子持家，父兄外出，子弟务农，则成为江右商人的基本情况。崇仁黄二严，其父外出经商30余年，二严操持家政，上事母，下教弟，后又远涉云南，将因经营亏欠而羁留在那里的父亲接回。广昌毛普圣，未出母腹，其父就外出经商，20 年音信全无。普圣“娶妻以养母，而身出访父”。这是父出经商儿子持家者。金溪李应科，父亲外出经商，客死于汉口，这时李应科刚成年，三个兄弟都在幼年，应科独力将他们抚育成人并筹集资金，让他们出外经营，屡次亏损，废料将授课所得报酬资助，又负担养活全家十多口的责任，使兄弟无内顾之忧。乐安陈道鲁，兄长外出，道鲁则力图养母。这是兄(弟) 经商，弟(兄) 持家者。还有的家庭是父子、兄弟分头外出，独自经营；各不相干。吉水周西岫客死于南京，其子则因久居四川，不知西岫的死讯。南丰严安服贾吴楚，其弟却卒于广西。南昌刘善萃服贾汉口，其兄则羁旅滇南。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商人的经营方式决定于商品的种类、资金的多寡及经营规模的大小。因此，江西商人最常见、最大量的经营方式是个体经营。其中只有少数人把生意做大、做强。

6. 讲究团结互助。在个体商贩的临时性结合体中，商贩们各有自己的资金、货物，在经营上是完全独立的，如果同伴中有人亏损或发生意外，则众人共同扶持。同治《瑞州府志》所载，高安人梁懋竹与二友同舟押运货物，船行至洞庭湖，夜泊，有水盗持刀登舟，索取财物，梁懋竹将自己的钱财全给了他们。水盗又逼二友交钱，梁懋竹骗他们说，这是自己的两个兄弟，水盗这才离去。从这段记载中，可以发现梁与二友是同舟的个体商贩，当灾难来临时，他们相互包涵，尽量减少损失。这种团结互助的精神在今天江西个体户商人中也是常见的。在合资贸易的商人小团体中，其特点是合资商人共同经营，双方或数方相互承担经济上和道义上的责任。按照资金的多少分担相应的权利和责任，这与我们今天的股份公司很类似。不同的是江右商人的合资的商号非常重视伦理责任，如有合资的一方生病、去世，另一方则会自愿承担无限的责任。南昌黄庆仁栈药店，是一个老字号合资店，一方老板去世后，其幼儿无法经营，整个药店由另一方经营，直至该幼儿长大成人，店务又共同经营，此事一直在南昌传为佳话。在垄断性行业中，其特点是：“一个或几个以同乡或同宗为纽带的地域性商人集团垄断某一地区一定行业的商品市场或原料市场，在这里，万寿宫伦理原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清中期，樟树中药行业有店号数百家，其著名者如大源行、金义生行等，还在外地设有分号。清后期，樟树在外地的药号大体按区域分为“西北号”和“广浙号”，西北号专营川、陕、冀、豫等地所产的药材，广浙号专营两广、闽浙等沿海省份药材。这种分工，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为避免樟树药商的内部争夺而瓜分药材原料市场，与外地药商进行竞争，带有一定的垄断性。

7. 讲究回报家族、家乡。主要的形式有建祠修谱、增置族田族产、救灾赈荒、办学助读、建桥修路以及捐粮助饷等。明清是江西家族制度的发展时期，家族作为社会基层组织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建祠修谱、置族产族田成为每户家族成员尤其是家族中的富户所必须承担的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承担得越多，在家族中的地位也就越高。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 统计，江西全省由同一族姓合建的总祠达8994处。建祠的同时是修谱，以清江县水永泰龚氏为例，自明嘉靖至民国二十五年的440 年间，修家谱15 次，平均二十几年修一次。因此，江西商人在这方面的投资就带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承担在家族中的义务；另一方面是加强在家族中地位。金溪的王嵩一，“服贾汉口，所得赢余，皆用于创设宗祠”；东乡的饶嗣陆在家乡独立建族祠；新城的邓兆罄，在族人设义仓时，他捐租四五十亩，又命儿子独修祖庙，自曾祖以下各捐祭田数十亩；金溪的傅宣惠，“赡祭产，修族谱，各费千金。”总之，建祠修谱是江右商回报家族的一种重要方式。据宜丰县土改材料统计，该县族田数量为11530.9 亩，占全县田地面积的44.8%，于此可以推测明清时期族田的大致情况。从抚州、南昌、建昌、饶州等府的一些家谱来看，如果没有在外商人投资，建祠修谱、增置族产的资金来源就相当成问题，反之，如果一个家族经商致富者多，那么，修谱就更加频繁，祠堂也建得气派，族产也雄厚。在兴办义塾资助科举方面江右商人也是舍得花钱的。江西自两宋至明清，科甲鼎盛，为世人瞩目。明代大学士陈循说：“江西及浙江、福建等处，自昔四民之中，其为士者有人，而臣江西颇多，江西诸府而臣吉安府又独盛。” 不少江右商人是因家境所迫不得已而弃儒经商的，他们把读书入仕的希望寄托在子弟或其他家族成员身上，因此在兴办义塾、资助科举上不遗余力。江西商人在这方面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江西科举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所以江西在明清两个朝代读书人多，科举发达。在帮助家乡修桥补路、救灾赈荒等方面，江右商人也有不俗的表现。商业经营的坎坷和前景的不测，使不少江右商人有落叶归根，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回家养老之念。

江右商帮 -浅析江右商帮的没落

明清300余年，十大商帮称雄，逐鹿于我国商界。有的辉煌，随着历史的变迁，转换角色，融入近代经济甚至现代经济，仍然在我国经济中发挥作用；有的没落，只留在历史的过程中。江右商帮有过辉煌，“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者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清初江西籍大学士朱轼也说“前朝惟吾乡会馆最多。”但是，江右商帮没落了，随着清代社会的发展，在鸦片战争以后，活跃了近500年的江右商帮没能向近代经济转变和发展，最终没落了。

一、江右商帮的兴起

“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江西商人也就被称为“江右商人”。江右商人在明清时代，“以地域为中心，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他们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逐渐形成既‘亲密’又松散的自发性商人群体。”这就是中国明清商业史上的“江右商帮”。

随着历史的发展，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江西在两宋以后，由于得天独厚，人杰地灵，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先进地区。历元至明，江西继续保持这一经济优势。在明朝，江西人口仅次于浙江，居全国十三个布政司中的第二位；由于地产丰富，盛产粮食、茶叶、陶瓷、纸张、布匹、木材……缴纳税粮在明孝宗弘治年代直至明神宗万历年代却居全国第一。

明代初期，由于反明的残余势力存在和“倭寇”在海上出没活动，影响到新建的明王朝的安宁，明太祖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政策，颁布“片板不得下海”等一系列规定，全面禁绝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这就严重地阻碍了海上贸易的发展，影响了全国的物流的流向。

明代中叶，由于海商经常犯禁，明朝政府就实行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甚至捕杀沿海商民。恶性循环，以至生寇。胆大的海商在经济利益驱使，生存威胁的双重压力下，铤而走险，建立护商武装，给海上贸易带来负面影响。海上贸易的停滞和萎缩，促进了“内陆”贸易的发展。

江西得天独厚，占有天时地利：拥有便利的赣江水系；可利用当时最具有运力的长江水运；往南，跨过赣粤边界大山，通过隘口，可将货物运至广东，散于南中国；往北，跨过湖广，辐射中原；往东，沿长江而下，江浙尽收眼底；往西，朔长江而上，云、贵、川市场广阔……这一物流通道在当时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人杰地灵，精明的江西人是不会失去这一千载难逢的商机，运用所具有的经济实力，凭借丰富的物产，利用当时较为发达的运输系统，小本经营，迅速发展起来。

从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至明神宗万历六年（公元1391—1578），从全国户口统计来看，全国人口基本稳定，变化不大。但江西却在这一时期减少了22万户，人口224万口，户均人口由5.17口减至4.36口。如果考虑人类的自然繁养生殖等因素，我们有理由估计：在这一时期，有过百万江西人口流向外省，形成了江西历史上的一次大的流民潮。

以上事实可证，明代江右商帮的兴起是精明的江西人，在较为有利的经济基础之上，利用良好的地理经济环境，得益于当时明朝的海禁政策；江西明代的流民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扩张，使江右商帮在当时能够发展起来，才有了“无江西人不成市场”之说。商贸范围迅速扩大，物流速度加快，这对江右商帮的兴起和发展可谓功不可没。

由此而兴起的江右商帮，人数众多，举世瞩目，小本经营，操业甚广，活动范围广泛，渗透力极强。以至于当时在全国具有较大的影响。明代在北京的江西会馆多达14所，占全国在北京会馆数的34%，居各省之首。就是在当时活跃于全国的各大商帮中（例如龙游帮），也留下了江右商人的踪迹，到后来他们融入了当地商帮。

江右商帮的兴起，为江西的经济发展有较大的贡献，贸易的繁荣造就了江西当时的辉煌：“瓷都”景德镇名扬万里；樟树无药，却成为“药都”有“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九江雄踞长江之滨成为当时极具影响的商埠，在当时江苏一带，市传“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以至于后来九江引起外国列强垂涎；商业繁荣，促进了江西各业的迅速发展，素有“江南粮仓”美名的江西，真是百业兴旺。

二、江右商帮的没落

鸦片战争以后，江右商帮在活跃了年500后，逐渐没落。其没落的主要表现为：

1.江右商帮群体萎缩。在明代，江西会馆在北京有14所，占全部会馆数的34%，居各省之首。到清光绪年间这一比重下降到12%。在清末现存会馆碑刻资料者共有23个，内中竟无一江西会馆。这一史实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江右商帮群体的萎缩。

2.有大批江右商人弃商返农。小本经营的江右商人在经商数年后，稍有积累即顾及老年父母，弃商返农。玉山的王长发、广丰的吕以时等就是实际事例。

3.改变投资方向，商业资本萎缩。据江西师范大学的方志远教授对新城、金溪、临川、丰城东乡、崇仁等六县的江右商人的统计，在项109投资中，商业资本改变投资方向的情况十分严重：其中，生活性投资占21.1%；社会性投资占77.1%；产业性投资只占1.8%。占比例最大的社会性投资主要是用于建祠修谱，增置族田族产，救灾赈灾，办学助读，建桥修路及捐粮助饷等。改变投资方向的结果是，部分商业资本退出了贸易领域，商业资本萎缩。

4.两极分化，部分江右商人的官商化使江右商帮的独立经营地位受到冲击。江右商人的官商化主要发生在盐商中，临川的李宜民叔侄就是典型人物。招商经营更是官府对贸易经营的渗透。国家权力与商业资本的结合，使这部分江右商人逐渐失去了经营的独立性。

5.江右商人的经营观念抱残守缺，存在亦农亦商的季节性商人。江右商帮的经营观念仍然是“以商补农，以末养本”。在长达500余年的过程中，江右商人的这种观念虽然有所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深刻、彻底。有一些小有成就的江右商人见好就收，把资金投向土地和房屋，例如，金溪的徐廷辉“资稍裕，遂绝意远贾”，有赢利就寄回家。

存在一批亦农亦商的季节性商人，他们只是利用农闲时节经商，农本商末经营观念严重，只把经商作为一种补充。

6.经营区域日渐缩小。江右商帮在鼎盛时期，经营区域遍及全国各地。不论是就近的湖广、福建，还是云、贵、川，就是极边如辽东、新疆都有江右商帮的活动，“无江西人不成市场”。在鸦片战争以后，江右商人的大规模出省经营的活动几乎不再见于史料。

7.江右商人的声誉下降。绝大多数的江右商人注意信誉，待人以诚，讲究职业道德。临川的张世达一次发现货主多付100两银子，认为 “此非份之财，毕还之。”并专为此事前往湖北的汉口事主处。此类事例确实很多。但是，个别江右商人不讲究商业道德，例如，新城的涂肇新晚年回故土，于是将资本交给“伙某”，没想到血本无归。以至于明成化二年，福建都司经历王历指出，江西等商人“奸盗作伪，匪所不为。”李贤记载：江右商人“善于做生意，而且狡猾多智”。“坐放钱债，利上加利，收债米谷，贱买贱卖”，牟取暴利。明宪宗成化十年，刑部就要求明令禁止江右商人在四川地区进行商业活动。个别无德江右商人的行为，败坏了江右商帮的声誉，给江右商人的经营带来较大的困难。

总之，经历500余年，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江右商帮没落了，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但江右商帮对江西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全国的经济格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江右商帮没落的原因分析

江右商帮的没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进步，市场竞争加剧，官府抑商等方面的原因，也有江右商帮内部的因素：

1、全国经济格局变化，江西经济地位转弱。随着明清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的调整，昔日的物流“黄金通道”已不复存在，沿海地区和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经济区域逐渐加快经济发展，各省的经济实力纷纷超过江西。江西的经济地位转弱。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地区经济更是加速发展，超过江西者益众。江西由于历史原因，仍然沿着封建经济的轨道缓慢爬行。从而，江右商帮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动摇，其结果，江右商帮辉煌不再。斗转星移，江右商帮的结构更逐渐趋于松散，到后来，在全国性的经济贸易中竟难寻其踪。

2、在外省的江右商人在当地落籍，削弱了江右商帮的实力。江右商帮兴起于江西的流民运动，在初期，外地的江右商人仍然“乡音未改，乡情深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右商帮中的流民落籍已久，他们接受当地的传统文化，被当地同化，逐渐与江右商帮失去联系，甚至为数不少的江右商人的后裔与江西经济断绝联系，成为当地居民，融入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由于地缘关系，他们中绝大部分商人加入了当地商帮。这直接壮大了其他商帮的实力，削弱了江右商帮的竞争力。

3、江右商人的经营观念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转变。江右商帮应时而兴起和发展，但其的经营观念仍然没有完全跳出“以商补农，以末养本”的思维方式。当时，江西和全国一样仍然处于小农经济的包围之中，农民以小本经营方式，暂时脱离农事，而从事贸易活动的。由此可见，人数众多的江右商人仍然受到农本商末的观念的深远影响，把经商作为农业的一种补充。在乡里，大家尊崇的是官员和读书人，认为他们可以光宗耀祖；而轻视商贾。商贾成巨富，回到乡里建祠修谱，增置族田族产，救灾赈灾，办学助读，建桥修路及捐粮助赈，才能勉强获得乡梓间的尊重。就是国史、正史言及商人，贬多于褒。在1989年编纂的《黎川县志》中，人物篇收集了历代名人：有个人传略的人，榜上有名的人，全部是历代的官员和有功名的读书人，没有一个商贾。其实，新城今黎川历史上是出现过一批有成就的商贾，个别甚至很有成就，例如新城的邓兆磬。在这种传统文化氛围中，江右商人的经营观念是难有较大的改变。陈旧的经营观念广泛地存在于江右商人之中，严重地阻碍了江右商人向近代经济的转变。

4、不遵守市场规则，违背诚信原则，受到惩罚。江右商人不象晋帮商人，供奉财神和关羽以义团结同乡商人，讲究“贾德”，积累“贾道”。虽然绝大多数江右商人注意信誉，但少数江右商人不道德经营，视市场规则如儿戏，更谈不上公平交易，童叟无欺。这种行为给江右商帮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市传“南人多诈”，不良江右商人的行径受到谴责，引得群起而攻之。到后来，有的商人为避免伤害，干脆拒绝与江右商人做生意。官府也有禁止江右商人进入某些地方进行交易的举措，对江右商人的经营活动加以限制。江右商帮因少数不法商人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江右商帮的市场空间受到压抑。

5、江右商人的经营资本未能扩大和转化。 “江右多贫者”，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

小商下贾众多的特点，本来个体经营资本就小。在人的生衍繁殖的过程中，由于家大要分，家产的分析就不可避免。江右商人在分析家产后，小资本被分成更小，逐渐失去了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格。江右商帮又是江西流民运动的产物。小本经营，原始资本没有得到充分的积累。在江右商帮辉煌之时，江右商人赚取了一定的利润，“以小买卖而致大开张”。但是，江右商人并没有把赚取的利润返投入到贸易中来，用于扩大经营资本。江右商人的投资方向多为生活性投资、社会性投资，而产业性投资极少；据统计，其中，生活性投资占两成，社会性投资占近八成，产业性投资仅占不足2%。

资本被分拆，投资方向错位，资本积累也就极为有限。有许多江右商人又抽逃资金，江右商帮多处“失血”严重，经营资本必然减少。更谈不上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了。缺乏大资本的支持，江右商人的成就有限，嘉庆年间，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与所厚屈指天下富豪，将资产百万以上的列为第一等，全国共家。江右商人中不见百万富翁。

6、经营方式和经营行业固守不变。江右商人人数众多，“以小买卖而致大开张”。在500余年中，绝大多数的江右商人采取的经营方式是个体经营。“男人外出，妻子持家；父兄外出，老弱务农。”是大多数江右商人的基本家庭分工。这种结构从封建商品经济的角度来看，在封建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当时还是可以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江右商人的经营方式仍然停滞于个体小本经营，“南人多诈”又使江右商人互相不能信任，资本无法集聚。小本生意也就难做。长期以往，恶性循环，小本经营成本不能有效地降下来，甚至亏损出现在市场中江右商人逐渐失去竞争力。

江右商人的经营行业多为地产品。500年来江右商人还是从事原有商品品种的经营。传统的经营行业已经被大家琢磨透了，江右商人的小本经营，只能靠薄利多销，赚取微薄的利润来维持。

7、市场竞争加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随着外国列强的侵入，国内市场的竞争加剧。江西居于中国腹地，封闭性较强，对新事物接受较慢。江右商人未能象宁波商帮那样，接受新观念，转变投资理念，积极开拓市场参与竞争。江右商人还是沿用原有的经营老套未能接受新的观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屡屡受挫。

8、政府抑商和盘剥。无论是明王朝，还是清王朝，官场都是黑暗的。小商下贾组成的江右商帮虽然人数众多，但很松散，很容易被贪官污吏看作下手的对象。贪官污吏用各种手段对江右商人进行压抑和盘剥：利用“官办”，先后有盐业茶业、瓷业、粮业，甚至有时是布业被官办；利用招商贸易，官家参与，甚至有的官员参与“干股”以实现官控；发布行业或区域性禁令，不准江右商人经营，先后有部分采矿业、药材业被禁；至于说利用苛捐杂税，搞敲诈勒索更是数不胜数；同时官府又利用江右商人的“商卑”心理，让他们用钱捐官；……凡经济的、政治的、黑的、白的、硬的、软的……各种各样的手段尽用于盘剥江右商人。而江右商帮既松散，又无足够的力量与官府周旋。缺乏“红顶商人”，无闻名全国的大贾的江右商帮，在官府的多方压抑和盘剥下，发展空间极为有限。在外省经营的江右商人见之寒心，权衡以后，有一些干脆断绝了与江右商帮的联系，加入到当地商帮。强压之下，焉有完卵，江右商帮分崩离析，走向没落也就成为必然。

9、地方对商人的抽血。江西处于中国的腹地，在当时，小农经济发育的比较好。江西有成千上万的家族祠堂。在乡间，由于当时的经济实力，小公益事业官府是没有投入的。家族祠堂的维护，小公益事业的兴建都需要投入，钱只有两个来源：一是向各家各户摊派；一是要有钱的多出一些。江右商人在家族和乡里的双重压力下，只好拿出钱来，进行建祠修谱，增置族田族产，救灾赈灾，办学助读，建桥修路及捐粮助赈等项目的社会性投资。这种投资竟占总投资的77.1%，无可奈何，忍痛放血。其结果，江右商人的商业资本日益萎缩，无法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汪洋式的小经营资本，转变成能适应近代经济的集约式大资本。

10、生活性投资分解了商业资本。江右商人多为生计所迫，他们经商是以家庭成员无条件支持和牺牲为前提的，在事业小有成就，略有赢利，首先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以满足家庭生活的基本要求。少数江右商人贪图享受，不把积累起来的资本投向产业，而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奢侈浪费之中，生活性投资的比例较大。生活性投资实际分解了商业资本。小本经营的江右商人无法将商业资本象滚雪球那样，扩大经营资本，只能维系原有的经营规模。资本未能扩大，并转化，在近代经济的冲击下，江右商帮根本无法参与竞争。

四、结束语

江右商帮应时而兴起，人数众多，操业甚广，小本经营，活动地区广泛，渗透力极强，竞争力较弱。在长达500年的历史过程中，未能尊重市场规律，追随社会的进步，跟上历史的前进步伐，在多方的压抑和竞争下，江右商帮没落了，留下了许多经验和教训给后人。

江右商帮 -都市新观察：赣商欲现新辉煌 要做大儒商

2007年12月10日，由江西省人民政府发起，江西省社科院、江西省社联主办，江西省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和江西洪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中华赣商文化研讨会在南昌召开，“江右商帮”被拂去历史尘埃，再次容光焕发。不过，这次的“江右商帮”因为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江西日报社

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发起并组建)的成立并运作，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叫“新赣商”。
500年前，江西不仅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也和苏、徽、宁及浙江一道，是整个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当时，江西每年外输粮食达500万石、茶叶500万斤、夏布230万匹、售纸50万两，均居全国之首。连素称富饶的江苏一带，都有“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之说。
“作客（外出经商）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这是出生于富庶之地浙江且见多识广的王士性的感慨；“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这是张瀚《松窗梦语·百工记》对江西极盛的记载；“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这是沈从文所描绘的江西草根商人……随着烽火的四起、交通的变迁、观念的落后，使得江右商人渐渐失去了曾经的商业领地，也使得江西被边缘化，从而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机遇。在新世纪后，我们迎来了又一轮机遇。在机遇降临的如今，在提倡“人人创业”的今天，需要呼唤我们曾经拥有的商业文化，需要“新赣商”品牌的树立。本期都市新观察请来省社科院院长傅修延、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方志远、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执行会长朱怡岚共同探讨赣人商业精神的回归之途。
正因为有了万寿宫，才使得江右商人的辉煌有了凝固的实体记录。
 
江右子孙应勇于亮“赣商”之剑
我们之所以重新回顾500年前赣商的辉煌历史，是为了更客观地摸清江西商业文化脉络。当浙商成为当今商人的标本时，我们也需要一种商业文明和商业精神的回归，并以此为坐标，勾勒出新时代赣商的鲜活形象，探寻商业发展的新途径，打造出赣商的品牌。从而让“用友”的掌舵者王文京能不再遥望家乡感叹，“步步高”的当家人段永平和巴菲特喝咖啡时能自豪地讲述家乡的“清明上河图”，能让更多在赣的、出赣的、来赣的团结在一起，亮出“赣商”之剑。
 
江右强盛因贾德
江右商人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活动准则。
江右商人讲求“贾德”，以诚信为本。曾发生过这些故事：新城人吴大栋，父母死时生意上欠别人债务，十几年后他回家还债，债主已经去世，其家属拿不出借据，甚至从未听说此事，吴大栋却坚持偿还；浮梁商人朱文炽在经营茶叶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均注明了“陈茶”二字，以示不欺；清江商人杨俊之，“贸易吴越闽粤诸地二十余年，虽童叟不欺，遇急难不异捐赀排解.。”
“细伢子不要懒，大了可以做老板”，这是一句至今流传在赣鄱的口头语。江右商人勤勉，不畏艰苦，从大漠孤烟直的塞外边陲到烟柳画桥的江南古镇，从茶马古道上的铃声阵阵到出海航船边的波涛声声。东乡商人，“牵车者遍都大邑，远逾黔滇不惮”；丰城商人，“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若比邻”；临川商人，“行旅达四裔，有弃妻子老不归者”。因此，抚州人艾英南不无自豪地说：“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
对此，省社科院院长傅修延认为，往日的赣商有自己的优秀文化，江西商人生意曾经做到我国的西藏以及缅甸、孟加拉，也都知道“无赣不成商”、“没有江西人不成码头”的说法。这样的故事今天还在发生，这些都是我们江西商业文化中非常优秀的东西。
 
江右衰落于观念
江右商帮在历尽辉煌之后，于百年前走向落没。
傅修延认为，江西的传统文化里有不利于商业发展的因素。最突出的是“因循守旧”，这是与“求新思变”背道而驰的东西。他将赣人性格的不足归纳为三点：盆地心态（封闭、保守、孤立、窝里斗）、边缘感觉（置身主流之外、冷漠地对待一切）、自恋情节（自满自足、陶醉落后）。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方志远提出，江右商帮的兴起是移民的作用，江右商人都是小本起家，最小的资本只有50文钱。赣商几百年来虽然形成了人数多、行业广、讲信誉、能吃苦、善筹算及渗透力强等优势，但存在着以商脱贫、资本分散、小本经营、难成规模等先天不足。相比徽商以垄断盐业发家，相比晋商以垄断边贸业发达，江右商人最大的产业是矿业，比如铜矿。但是政府对矿业是限制的，怕大量的铜会冲击货币市场，这是限制江右商帮做大做强的一个原因。此外，江右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债经商的，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因浓厚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而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安于现状。因此，江右商帮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在政治权力与商业资本关系密切的中国社会，赣商借助于“朝士半江西”的优势，得以壮大和发展。到清朝末年，朝廷为官者赣人日渐稀少，缺乏以特权为依托的赣商难以与晋商、徽商相抗衡而日益衰落。但是，也正因为是小本经营、人数众多、发掘本地土特产，所以对当地经济发展、社会开发特别是西南地区开发起到重大作用，这是别的商帮所不具备的。
虽然江右商帮不复存在，但在改革开放之初，江西人也及时把握消费的新趋向，生产出了国内第一辆摩托车；在全国第二个生产出方便面、洗衣机和羽绒服；电视机和电冰箱也算“起”得早。曾经，钱江摩托的人员来洪都摩托车厂观摩，长虹的老总来到赣新电视机厂取经，春兰的老总前往湾里制冷设备厂学习。但是今天，当钱江摩托、长虹电视、春兰空调在中国各自行业已是领军企业之时，它们的“老师”又在何方呢？
 
赣商内涵要扩延

我们在反思的同时，要总结出的是新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怎样的赣商精神，从而打造赣商品牌，让衰败的江西商业史不再重演。
傅修延提出，赣商在过去，是指生于斯长于斯的商人。在今天，我们这个“赣商”的内涵要扩延，要与时俱进。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在赣的、出赣的、来赣的，统统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赣商，这有一个新称谓：新赣商。只有注入求新思变的新赣商理念，才能突破封闭保守的观念束缚；只有建立开放性的天下赣商理念，才能和现在这个日益扁平的“地球村”相适应；只有弘扬富有包容性的中国赣商理念，才能光大赣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传统。我们弘扬优秀的赣商文化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重商、敬商、爱商、兴商、荣商、护商的氛围。根据新赣商、中国赣商、天下赣商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精神：天下赣商，敢为人先，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促进会”是江右商帮文化的传承
福赐江天，烧炷香再去；财源西岭，祈富贵当来。这是位于贵州黔南自治州贵定县新西村万寿宫牌楼的楹联，联文采用联技“肩”格嵌入了“江西”二字，揭示着这座万寿宫的渊源。万寿宫也称江西会馆，明清时期，在京城及各省省会都建有万寿宫。据吕作燮先生统计，明代各省在北京的会馆共有41所，江西人兴建的万寿宫就有14所，占34％。到清朝光绪年间，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有51所，仍占13％，均为各省之首。由于江右商帮强大的渗透力，万寿宫甚至修到了东南亚各国。至今，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仍有万寿宫留存。至于国内的城乡，万寿宫更是星罗棋布。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于数百年后在江西本土生根发芽，隐隐间似乎两者有着某种命定的关联，仿若万寿宫要重借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这个载体，焕发出更为强大的力量。
 
促进会将是赣商成功的跳板
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是以省社联为业务主管单位，由江西日报社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这使得促进会先天具有优势，既能得到媒体的鼓与呼，又有强大的智囊团作后盾。促进会有《赣商》杂志、赣商国际俱乐部、赣商创业基金、中国赣商网站、赣商论坛等日常组织。赣商国际俱乐部可为在赣经营者、赣籍人士搭建一个信息互动、决策参考、招商引资、法律咨询、新闻援助的平台，每年举办一次赣商大会，六至十次国际赣商论坛。还将聘请各界专家、政府官员、成功企业家在全国各地为不同的企业举办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报告会、专题讲座、经验交流等活动。赣商创业基金则是通过赣商国际俱乐部企业家资源，为江西省创业起步阶层、优质创业项目提供经济支持、无息资金援助、风险投资、经验交流等形式援助。此外，基金会长期目标将借鉴发达地区经验，在国家提倡发展地区金融行业的同时吸引民间资本促进组建成立赣商区域银行。鉴于江西省目前没有一个专业的综合性商业网站的现状，依托江西省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为主体，搭建一个最大的综合性财经网络平台。同时，开设赣商论坛，凭借省社科院、江西财大的智囊团，为江西省的经济建设、各级政府决策、企业及企业家发展提供经营管理援助，为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家提供继续教育、专业课题研究等专项支持。
这个意图让赣商获取成功跳板的组织机构，不由让人联想到数百年前的万寿宫，曾经那里活跃着江西商人的身影，也正因为有了万寿宫，才使得江右商人的辉煌有了凝固的实体记录。
 
促进会与万寿宫的大同和大不同

方志远告诉江南都市报，万寿宫的来历与江西移民相关，江西有三大移民，一是官宦移民，二是军事移民，三是自发性移民。为了使大家有一个聚会的场所，才有了会馆，最开始的会馆都是以各自地区命名，如“临江会馆”、“吉安会馆”。随着发展的完备，开始建立组织机构，处理和协调江西人与当地官员的关系、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以及江西移民自身的关系，并开始有了商会章程和规范，发挥着联系乡谊、调解纠纷、商业中介和融资场所四大功能。
万寿宫同时也是一个同乡商业纠纷的调解和裁判所。万寿宫一般设有总会首一人，下设首士若干。总会首一般由当地同乡公推的德高望重之人担任，首士则由当地有声望的江西商人轮流担任。但凡同乡之间有什么商业纠纷，一般都由万寿宫的管事调解裁决。久而久之，江西商人在遇到租赁店铺、合股拆伙、买卖房屋及典押房产等重大商业活动时，都会请会首到场作证，以避免不必要的商业纠纷。

走南闯北的江西商人，初到一个地方，一定会先找到当地的万寿宫落脚，寻求帮助，交流信息。对于商人来说，信息往往就是金钱。除了信息中介外，万寿宫往往还具有职业中介、商业担保等功能。初到异乡闯荡的江西人找不到工作，可以找万寿宫帮忙介绍，在当地还没有声望的江西商人要在当地做生意，也可以找万寿宫帮忙担保。
万寿宫还是江西商人的重要融资场所。在当地有笔大生意但手头资金不够，可以找万寿宫帮忙，在同乡间发起“摇会”、“抬会”集资，待生意做成之后按原先议定的利率归还。有好项目但是一个人吃不下来，也可以通过万寿宫寻找有实力的同乡共同集资入股，共担风险，共享利润。
方志远认为，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与万寿宫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是为了推动江西的发展，可以为更广泛意义上的赣商提供交流的平台、资源的整合、信息的沟通等等一系列帮助。不同之处在于当时的万寿宫是由若干个或很多个为生计所迫、来到异域他乡谋生的江西人为生存发展而组成的组织。随着官员、商人的加入，有了固定的模式，慢慢地形成联络感情、协调关系的机构，有了组织机制，有了民主、章程、公产。
其时，各地的万寿宫就是江西本地“祠堂”在移居地的演化，因而深受江西本地祠堂的影响。而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是新时期带有主动性的凝聚商界、政界、各界力量，共同挖掘江西赣商文化，推动江西崛起的组织。因此，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一个是为生存，一个是为发展，这就带有了时代特征。同时，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更具国际性，因此我们要认同它、关注它、融入它，共同为江西发展作出贡献。
 
要更出色就要能自我否定

闽商、浙商、晋商、徽商、苏商、粤商……当这些叱咤在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战场上各路华商精英浴血挥师、建立一个个商业帝国之时，江右商帮似乎“销声匿迹”——尽管，它曾经也是我国赫赫有名“十大商帮”之一。在闽商、浙商、晋商、徽商、苏商、粤商群雄并起时代，江西商人如何在“四面楚歌”中杀出一条血路，成了新赣商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时，江西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孕育而生，江西人勇于亮出“新赣商”这一宝剑。
“江西商人一旦学会自我否定，一定比其他省市的商人更加出色。”江西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执行会长朱怡岚对做大赣商充满信心。
“在洪城大市场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由于一家买羽绒衣的商家生意好，其他几家店联手悄悄把这家店的下水道堵了。”谈起这件事，朱怡岚在好气好笑的同时，更深深地感到悲哀。不去思索自己如何发展得更好，而是设法不让别人比自己发展得好，这是商人欲做大做强的大忌。“江西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开拓大家的心胸与视野，不要互相拆台，而应互相搭台，从而给大家提供一个更高的平台。毕竟站在四楼看不到八楼的风景。”朱怡岚告诉江南都市报，在江西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成立伊始，便从加拿大传来喜讯，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将由国际合作组织率市长代表团来赣洽谈合作。届时，南昌将充分利用蒙特利尔在软件、动漫等产业的优势，以此推动江西经济在新兴产业上的发展，为赣商提供更大的发展平台。
朱怡岚表示，整合各种资源为赣商提供更好的成长壮大的平台，是江西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的重要宗旨之一。今日之赣商，只要抓住历史给现代商帮的特殊机遇，找准自己的定位，不做同质化竞争，塑造现代意义的兴盛商帮，一定能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
除了为江西商人整合资源外，江西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另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要通过赣商论坛等方式，让新赣商的理念、思想在碰撞中升华，让新赣商在成长中少走弯路。江西商人被外界评价为多商业智慧，少商业精神；文化有余，商道不足；竞争意识不强、“做大”意识缺失、危机意识单薄、冒险意识不足……
朱怡岚指出，江西商业存在概念不清、理念不透、观念不新的问题。这就决定了相当一部分新赣商，在实践的过程中缩手缩脚，拼搏冒险意识不足，从而错过大好机会。“对接长珠闽”靠的不仅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资源，而且包括创新的发展思路、先进的管理理念、高尚的精神境界；“融入全球化”依靠的是优秀的人才队伍、深厚的人文底蕴、立足全球的广阔胸襟和视野、敏锐的洞察力和高效的领导力。
江西商人只要学会“自我否定”，改变陈腐观念，必定能成为大赣商。彭小峰、王文京、段永平等人就是很好的代表。朱怡岚说，这些年来，江西最大，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精神状况的变化。提出“新赣商”概念，开展赣商论坛，成立赣商文化发展促进会，就是要凝聚江西商人的力量，唤醒古老的江右商帮，共同打造新赣商航母。
 
新赣商可以是大儒商
说起古代的徽商，人们会想起胡雪岩；晋商人们会想起乔致庸。但，古代的江右商帮却没有这样的代表人物。于是，就有人给江西商人套上了“小富即安”、“不聚财”、“出不了大商人”这样的帽子。但如果你固执地认为这些曾经在最鼎盛时与晋、徽共占前三席的江右子孙们“不作为”时，那么就大错特错了。虽然，古代的江右商帮没有富甲天下的商人代表，但看看今天的彭小峰、王文京、段永平，那些所谓“江西出不了大商人”的观点，马上不攻自破。
“江西可以出大儒商。”身为江西人的荣誉酒店集团董事长胡连荣更是豪迈地断言。
彭小峰：首位跻身《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十的江西人
今年10月8日，《福布斯》亚洲版发布“中国40富豪榜”，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彭小峰位列第六位。彭小峰是土生土长的江西人，生于斯，长于斯，公司也在江西。是一位新时代的典型赣商。1996年，乳臭未干的彭小峰毅然辞职下海经商。他用江西人特有的勤劳，加上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短短10年间，便创造出一个财富神话。
王文京：缔造牛背上神话的江西人
王文京，江西上饶人。中央电视台在把含金量颇高的“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荣誉授予王文京时是这样评价的：“他是中国财务软件的领跑者，证明了中国人能做自己的软件；他是本年度资本市场的宠儿，证明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他是一个象征，创业者的个人价值和民营高科技企业的魅力在社会放出异彩！”
段永平：从打工皇帝到投资王者的江西人
相信所有的江西人都知道“步步高”，“步步高”这个家喻户晓的当家人就是江西南昌人段永平。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江西人，同时，也代表了新时代下的江西商人的特点：聪明、谦虚。虽然被称作打工皇帝、“中国的巴菲特”等，但段永平却认为自己绝不是巴菲特。他指出，轻易把在股市上赚到钱的人称作“巴菲特”，是对巴菲特的误解。这样的误解既低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这家上市公司投资模型与技巧的复杂程度，也掩盖与模糊了段永平的个性与偏好。

江右商帮 -参考资料

［1］《竞争力》 2006年3期 

［2］ 维普资讯网 http://www.cqvip.com

［3］ 晋商文化网 http://www.jinshangnet.com

［4］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05/02

［5］《中国十大商帮》张海赢等编。

［6］《黎川县志》黎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7］《新城县志》等。

［8］ 江西社会科学 2002/02

［9］ 华侨大学闽商研究中心网 http://diy.jq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