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两万字报道阿桑奇：NO SECRET！

因为政府的过激反应，阿桑奇面临可能达十年的监禁，他买来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小说《地狱第一层》（The First Circle），是关于知识分子在古拉格监狱的遭遇。他读了三遍，后来他写道：“它和我的经历是多么相似。”他认为，“只是进去看看”的黑客行为是没有受害者的犯罪行为，他想推翻对自己的指控。但团体中的其他人想和政府合作。“法官说，‘犯人起立’，当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这是对人格的考验，”他说。

最后，他承认了25项指控，另外6项指控被撤消了。最后宣判的时候，法官说：“除了聪明的好奇以及，那是怎么说来着——在各种电脑上获得‘冲浪’的乐趣之外，没有证据表明有什么其他问题。”阿桑奇受到了唯一处罚就是向澳大利亚政府支付一笔数额不大的赔偿金。

在案件的进展过程中，阿桑奇与母亲一起，为了获得儿子的抚养权采取了行动。这项法律行动要比他的犯罪案件来得艰难。他们认为孩子的母亲及其新男友危及了孩子的安全，他们想限制她的监护权。但州立儿童保护机构——卫生与社区服务局却不这么认为。后来案件的细节并未公开，澳洲家庭法院的记录一直无法取得。但1995年，一个议会委员会发现卫生与社区服务局“其基本原则在很多案件中发生了偏差。”当这个机构认为孩子生活在安全的地方时，并没有立刻出示证据。就这样监护权之争演变成国家的政治斗争。

克莱尔告诉我，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压制人民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她和阿桑奇以及另外一位活动分子组建了一个名叫“父母对保护儿童的调查”的组织。在与卫生与社区服务局开会的时候，“我们进去进行偷偷地录音。”他们的调查组织利用澳洲自由信息法案从卫生与社区服务局取得资料，他们还向保护儿童工作者散发传单，鼓励他们说出内幕，为他们创建的“中央数据库”提供信息。“你们可以匿名，”一份传单上写着。后来一个工作人员把机构的重要内部文件泄露给了他们。阿桑奇告诉我说，“他们内部有持不同看法的人当我们的线人。”

1999年，经过三十多次的听证会以及上诉后，阿桑奇与妻子达成监护协议。克莱尔告诉我，“我们经历了高度的紧张，我认为尘埃落定之后自己得了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就像是刚从战场回来。你无法与正常人进行正常的交流，我确定朱利安的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从来没有接受过治疗。”她说，阿桑奇的头发从那以后就从深棕色变成了灰白色。

阿桑奇觉得筋疲力尽。他骑着摩托车穿越了越南。为了尽最大努力挣钱抚养儿子，他做各种工作，甚至做过电脑安全顾问。他进了墨尔本大学学习物理。他以为，破解宇宙背后的秘密法则会带来智力刺激，打消黑客行为的冲动。但事实并非如此。2006年，他在博客上描述了一次澳洲物理学会组织的会议，“900个职业物理学家出席会议，这个组织是由恐惧地哭泣着的因循守旧者把持，他们有着极其低劣的人格。”他逐渐明白，人类的斗争并非左派或右派之争，并非信仰和理性之争，而是个体与机构之争。作为卡夫卡、凯斯特勒和索尔仁尼琴的“弟子”，他认为机构等级制度破坏了真理、创造力、爱和同情心，“保护网”——这是他最喜欢说的一个词——扭曲了人的心灵。他起草了一份标题为《阴谋即统治》的类似宣言的东西，试图将图论（graph theory）运用在政治上。他写道，不合法的统治本质上就是阴谋，它是官员们“暗中合作、致力于损害老百姓”的产物。他认为，当一个政权内部的沟通渠道中断后，同谋者之间的信息流动一定会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当信息交流趋近与零的时候，阴谋就会终止。揭秘是信息战的工具。